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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惟一有权对个人行为加以干涉，是由于这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侵害
自由人经由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
人是相对无知的，这个社会又需要创新，而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一个好的社会要给每一个人及组织以探索和尝试的自由。由于不能事先计划和确定创新来自于何处，自由就为创新所必需。没有此种自由，社会就会慢慢停滞和僵化。当创新不再，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也成了幻想。
麦特·里德雷（Matt Ridley）在《美德的起源》一书中干脆认为，美德是自利的个人互相博弈与长期演化的结果。
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后来，迪韦尔热本人将其表述为：
在国内，法治的概念则容易跟法制的概念相混淆。国内学界的一般看法是，法治对应的是“rule of law”，法制对应的是“rule by law”。法治是指法律的统治，而法制则是用法律统治。对于前者，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于后者，法律不过是一种统治或治理的工具。就后者而言，如果法律只是一种统治或治理的工具，这意味着法律本身并没有超越政治权力。
这场政治革命的启动以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标志，经由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在19世纪影响到整个欧洲，到20世纪则波及了整个世界。这场革命结束了人类天然地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观念，把关于自由、宪政和民主的观念带入了政治生活。历史地看，这一政治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同步，因此这一政治革命又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一种是村民文化（parochial culture）
第二种是臣民文化（subject culture）
第三种是参与者文化（participant culture）。这种文化强调公民意识，这些人关心政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建构主义的路径。这种观点把民族主义的出现跟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印刷品和阅读的普及关联起来。总的来说，民族是通过想象来构建的。所以，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印刷品和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族群分化程度较低的阶段，随着族群分化程度的提高，族群冲突的程度会增加；但族群分化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族群分化程度的继续提高，族群冲突反而会趋于缓和。
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刘易斯认为，企业家并非天生就是创新的推动者，而且创新本身的风险就很大。企业家的主要动力在于牟利，当创新能够牟利时他就努力创新；当不创新也能牟利时，他就会通过很多与创新无关的方法来牟利。如果不借助创新就能牟利的机会很多，企业家就不会成为创新的推动者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无须为社会公共服务贡献真正的价值，他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比如，他只要通过搞好跟上级的关系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就能获得晋升，或者他只要通过与工商业主的共谋与交易，就能获得巨额的财务收益且风险较低——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激励结构。如
智商单一因素没准只能解释全部样本的70%或75%，但这四个因素分析框架就能解释90%或95%。
按照卡尔·波普尔的看法，一个社会发达与否取决于知识的有效积累和持续增长。通常，这里的知识容易仅仅被视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但其实社会科学知识也同样重要。